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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漢明教授與新文化史
1989年，美國史家Lynn Hunt在《新文化史》一書中提出了「新文化史」這個名稱，不到三年，這個名詞就出現在臺灣的《新史學》期刊中。功勞最大的就是葉漢明教授的〈文化史與香港婦女的研究〉這篇文章。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葉漢明教授，她在文章的第一節就以「文化史、新文化史與婦女研究」為題。文中所謂的文化史指的是中西方史學的傳統文化史，在中國，有梁啟超、柳怡徵、陳登原、陳安仁等人的著作，在西方則是Jacob Burckhardt所提倡的「文化史運動」。[1]作者在文章中只寫有Burckhardt，未寫全名，所指應該就是瑞士著名史家Jacob Burckhardt。此外，葉漢明也未在書目中列出所根據的是Burckhardt的哪一本著作，以及何謂「文化史運動」。所謂的「文化史運動」指的是Burckhardt這位經典文化史家於1860年發表了《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他所關註的是經典作品，也就是藝術、文學、哲學、科學等學科中的傑出作品的歷史。
相對於這些舊的文化史的書寫，葉漢明認為，在1991時，中外都響起更新文化史和擴大文化史領域的呼聲。另一方面，西方則興起了「新文化史」的浪潮。葉漢明是這樣形容新文化史的風潮：「批判只重菁英文化的研究，鼓吹繼續開拓大眾文化的領域；而當代法國『年鑑學派』的『心態史』研究，和英國馬克斯主義史家對工人文化的探討，也發揮了極大的刺激作用。」可見，對於香港史家葉漢明，這個時期的新文化史的特色在於強調大眾文化、心態歷史及馬克斯主義史家對工人文化的關註。其中，工人文化方面，葉漢明舉出了馬克思主義史家E. P. Thompson於1963年所著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2]簡單來說，語言、行動等符號成為新文化史家的重要分析和詮釋工具。新文化史的發展主要源自於歐洲史學界，但葉漢明也提到美國的社會史學者對文化交流的關註，例如，已有不少社會史學者著重文化交流的載體如書刊、音樂、和大眾傳媒的作用方式，並從作者、出版商、書商、圖書館、以至讀者的交流網路中，考察有關符號交換的問題。[3]
由於葉漢明這篇文章的主旨是談文化史與香港婦女史的研究成果，新文化史與性別史的關係當然是她的論述重點。她特別提到性別分化研究對文化史方法的普及和發展起了相當作用。她認為婦女史和性別研究在當時是新文化史的前線，所根據的是Lynn Hunt在The Cultural History書中導論〈歷史、文化與文本〉的觀點。Hunt的看法是：「1960和70年代婦女史研就與晚近對於性別差異(gender differentiation)的強調，在文化史的方法發展中普遍地扮演著一個重大的角色。尤其在美國，婦女史與性別研究一直站在新文化史的前線」。[4]葉氏進而舉了三位當時相當著名的性別史學者：Joan Wallach Scott, Natalie Zemon Davis, Carroll Smith-Rosenberg。Scott則在1988年出版一本影響日後性別史研究的經典《性別與歷史政治》，在論文集裡，她解釋了性別研究的方法論意涵。[5]此處的Scott，並非第一次出現在《新史學》。其實，有關Scott的性別史研究，周樑楷早在1990年的〈舊史學向新史學的反撲：討論G. Himmelfarb和J. W. Scott的史學思想〉一文中，就已有深入的分析，可惜葉氏並未引用。[6]周樑楷在文中已經提到Scott專攻婦女史，打出「兩性關係」(gender)的旗幟，雖沒有自稱新史學的作家，但從出版的《兩性關係與歷史政治》[7]以來，不難看出她開創史學新天地的企圖心。至於Davis，則是早在1975就已經出版了一本文化史論文集《法國近代早期的社會與文化》。
除了這些性別史作品外，葉氏也舉出了幾種對這幾本新文化史著作影響深遠的理論。由於新文化史關註符號的象徵與含意，法國思想家傅柯(Michel Foucault)對文化中的權力解讀，有獨特見解。葉氏說道：「在他眼裡，語言不僅反映社會現實，也是權力的工具或因素，有改造現實的媒介作用。……這樣，Foucault就為社會史或經濟史未能兼顧文化範疇所造成的範式危機提供了一條出路。」[8]
葉氏另外提到與文化史關係最為密切的人類學。她所舉的學者是C. Geertz與P. Bourdieu以解讀語言符號為文化人類學和文化史的核心工作。Bourdieu對「習性」(habitus)概念的發明。這兩套人類學揭示語意的解讀技巧以及論說如何產生的解構方法，都為新文化史家所採用。[9]在介紹這些新文化史的作品與研究理論之後，葉氏開始紹介香港婦女研究的概況，分別從幾個主題談起：早期婦女移民的生活經驗、民俗學與通俗文化、地域社群與階級的文化、親屬與家族制度、文化變遷與社會經濟的衝擊、中西文化交流。由於早期香港的地理位置與移民特色，在中國大陸封閉的情況下，自然而然成為人類學家要瞭解漢人社會的一個有利的田野調查地點。
最後，葉氏則建議如何運用新文化史研究中對知識與論述中權力運作的重視，檢討香港的通俗文化與宗教研究。她也引用了梁其姿所介紹的新書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的一段話：「婦女文化和婦女在文化流傳中的角色也是極具研究價值的課題。婦女文化在某些主要方面與中國的主流化相異，這種現象反映出一個著重男性血統的社會中婦女的邊緣地位」，進而認為婦女文化史的發展潛力無窮，目前僅處於起步階段。琉璃藝品在文章末尾，葉氏引用Hunt的話說：「歷史學家實無須在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之間，或人類學和文學理論之間做出抉擇」。[10]的確，在她這篇文章之後的十年來，史學受到人類學的影響更為明顯。如今，婦女史及性別史在臺灣歷史學界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成長。[11]
[1] 葉漢明，〈文化史與香港婦女的研究〉，《新史學》1:4(1991)，頁117-119。
[2]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中譯本見《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臺北：麥田出版社，2001)。
[3] 〈文化史與香港婦女的研究〉，頁119-120。
[4] 林‧亨特，《新文化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頁42。
[5] Natalie Zemon Davis,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Eight Essay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中譯本見鍾孜譯《法國近代早期的社會與文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Carroll Smith-Rosenberg, Discorderly Conduct: Visions of Gender in Victorian America (New York, 1985)。Joan Wallach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1988).
[6] 〈舊史學向新史學的反撲：討論G. Himmelfarb和J. W. Scott的史學思想〉，《新史學》1:2(1990)，頁120。
[7] 周樑楷將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翻譯成《兩性關係與歷史政治》。
[8] 葉漢明，〈文化史與香港婦女的研究〉，頁120。
[9]〈文化史與香港婦女的研究〉，頁121。
[10]葉漢明，〈文化史與香港婦女的研究〉，頁143。
[11] 有關這方面的性別研究成果，可見李貞德在《新史學》所做的介紹：〈最近臺灣歷史所學位論文中的性別課題：從三本中古婦女史新書談起〉，《新史學》21: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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